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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时空坐标的转移(7)经典电影

时间:2020-09-14来源:榕树下文学网 -[收藏本文]

对台北都市经验在影片中进行深刻审视反省,要到80年代新浪潮影片才出现。理由很简单,因为新的编剧导演及演员都是在台湾经济社会转型的变化过程中成长的,有亲身的感受,也有切身的关怀。台北的变化,不只是街道宽了,高楼多了,歌场舞榭充斥了,酒店餐厅铺天盖地了。对于新导演编剧来说,更是社会情况的改变触动了人际关系的亲疏,而在台北都市的人却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不可能只有肉体没有灵魂,只有躯壳没有精神。

台北的急遽发展,虽然制造了富裕与繁华,同时也摧毁了旧有的社会秩序与人际关系。更复杂的情况是,戒严专制的改治高压与弥漫在人们社会意识想象空间里的白色恐怖,也因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开放,终于解体而逐渐消散。因此,对于台北都市繁荣所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与人间迷惘,新一代的电影工作者不会以简单的好坏二分法去看待。特别是在进行历史感怀时,所处理的问题也因历史情况的复杂而呈现得繁复多样。

以历史感怀为基调,呈现台北都市的变化,最的是侯孝贤。

他的《冬冬的假期》是借着孩童的眼睛,以空间上离癫痫病拉萨哪里看好开台北,呈现了历史仍然积淀在农村乡下的时间差距,显示了台北都市发展经验中丧失的人情与温暖。《恋恋风尘》则借着极具匠心(简直是出神入化)的火车过山洞,把影像的接缀化为叙述的手段,展现了都市经验对山村出来的一对情侣的影响。都市经验对乡下人来说,不只是陌生而令人腼腆或难堪,而是人际关系的基础不同了,是独立自由同时又是疏离冷漠的。最让人切身感觉到的就是人会变,不一定就是变得邪可是时常变得让自己的亲人都不认识了。

侯孝贤影片中的青年人,对历史文化虽然没有深刻的审视反省能力,却在实实在在的现实变化中有感受,而这种感受的真切实在又是挥之不去,想要不去感觉也办不到的。侯孝贤通过舒缓冷静的镜叙述,看似不着笔墨,却一层一层地渲染了这种真实的历史感,让角色(如《恋恋风尘》中的阿远)逐渐领会到的意义与价值,也同时展现了都市的繁华与物质进步不必然增进人生的。都市景观的美好与消费商品的充裕,可以与个人心灵的美好与充裕丝毫无关甚至还可以是充满罪孽的陷阱。《恋恋风尘》中阿远找到了新差事骑上了公司的摩托车,送货途中带阿云到中华商场去买回乡礼品,回头就丢了机车。对这个朴白矾能治疗癫痫吗实的青年,都市经验是极大的打击,甚至使他回乡时过门而不人,流浪到宜兰海边,想到了生命意义的结束,还不无讽刺地让他获救之后,在军营中看到国民党政府宣传经济建设的纪录片,唤起了对家乡苦难亡灵的追忆。

在《尼罗河的女儿》里,侯孝贤对台北都市经济繁荣所带来的人性迷失,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也许是他的批判意识太强了,一心想着唤醒世人的痴迷,便太执着于影片的象征陈述,让我们看到迷失在物欲世界里的青年,心灵的空间竟然被漫画的幼稚虚幻所笼罩,呈现出来的都市经验反而显得有些平板。到了影片的结尾,台北的红尘十在晚照中显得灿烂辉煌,美得有如海市蜃楼,然后我们就听到了侯孝贤在大声疾呼,通过《圣经》的预言,向我们警告,巴比伦终将沦落下场是人畜死绝,寸草不生。有文化批判意识的知识人看到此,当会感到如雷贯耳,心灵震撼,可是生活在台北的大多数人大概就像侯孝贤在影片中刻画的一样,是活在虚幻飘浮的价值意义之中,当然听不人耳。侯孝贤的历史意义与人间感怀,在揭示台北都市经验时,批判得强烈而且直截了当,在手法上却显得象征抽象,冷静而遥远。也难很多台北人不喜欢这部影片,巴比伦人又何北京专治癫痫病的医院尝喜欢听到上帝预言巴比伦的灭亡呢?

在具体呈现台北都市生活方面,特别是现代都市人经历的日常处境及面临的层出不穷选择,侯孝贤就多少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要稍逊杨德昌一筹。杨德昌虽然较少表现他的历史文化反思,却在呈现台北的现代处境时,伸展极其敏锐的艺术触角,发掘现代都市人深藏在心底的孤独无助与迷惘的焦虑感,展现了一幅心灵逐渐枯竭的恐慌图像。我们若是借用战争策略的用语,则在呈现台北都市经验上侯孝贤用的是“乡村包围城市”,根据地在广大的农村及深厚的历史传统;而杨德昌则是在打“城市游击战”,在颠覆繁荣昌盛的经济社会表象之际,展示人心的不安与惶惑,根据地与攻击的目标都是台北黄建业在讨论杨德昌的电影时,不断说台北这个都市才是影片的主角11,相当恰确地指向了杨德昌在处理题材进行艺术思考的特色:台北不仅是背景与氛围,台北本身就是主体与对象;在相当程度上,的性格发展只是台北都市性格发展的反照。从《青梅竹马》到《恐怖分子》,这个特色已经表露无遗。再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独立时代》,随着杨德昌个人成长的历史过去,台北的都市形象逐渐从政治高压的扭曲发展到当前浙江那里看癫痫病好的“只要我愿意,没有什么不可以”,吞噬了一切人物的角色性格。

我们在杨德昌影片中看到的台北,是个使人际关系疏离、人性本质异化的都市,是现代人的梦魔。但同时也会产生一种隐约的怀疑这是发自人物心底的现代都市感受,还是知识分子的敏感探索,不必然发自人物性格的真实展现?假如台北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随时随地都可致人(人的心灵与精神本体)于死地,则每一个人物只是都市罪恶丛葬中的活靶,在天罗地网中茫然地摸索行进。个人的生存经验变得毫无价值,个人的具体生活毫无意义,个人的选择也显得空虚无力,成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人间处境了。杨德昌的影片人物似乎过早地分享了导演的人生悲怆感怀,因此都显得苍白无力。毕竟,当你早就知道台北只是“天地不仁”的浓缩凝聚,还有什么好演的?